北宋名相李沆，在位期间，非常重视吏治。宋真宗曾问他治理国家要重视什么，其对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李沆所谓的“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指的是那些轻浮孟浪、急于上进，不务实事、爱出风头的人。他曾直言批评，梅询、曾致尧就是这类人。

　　史书记载，曾致尧为人轻率，做事欠考虑，常常“所言刻薄不可行”，属于做事孟浪之人。当时朝廷派曾致尧辅佐温仲舒安抚陕西，他竟然在殿门前口无遮拦，放言温仲舒“不足与共事”，全无大局观念，李沆不得不派人取代他。梅询为人“卞急好进”，喜欢高谈阔论，却眼高手低，多次因违法而被降职。作风浮夸，轻虑浅谋，如此为官岂能担当大任？

　　“纵不躁进，而有喜功之念，亦非所以自立。”急于进取、自负其功，这对为官而言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古人的告诫不无道理。浮薄之人，意粗性躁，矜言志事，做事急功近利，谋事急于求成，往往事与愿违、功亏一篑。西汉惠帝时，匈奴冒顿单于写信冒犯吕后。吕后的妹夫大将樊哙放言“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用说大话为吕后遮盖，幸亏被季布制止。

　　“大凡新进喜事之徒，多任聪明，多执意见；或有一言之忿触，或因一事之猜疑。”翻阅史书，总能从中找出这些新进喜事之人的影子。后周显德二年，周世宗柴荣御驾出征寿州，南唐新任的神武统军刘彦贞却贪功轻敌，不顾原先驻守寿州将领刘仁瞻的劝阻，独自出城迎战，结果战死城下，尸骨无还，南唐军大败。明末大臣王化贞，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之后，便被阉党任为辽东巡抚，他虽位居经略之下，却手握实权，然好大喜功、自视甚高，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致使广宁兵败、辽东尽失……这些新进之人，犹如长坂之驰，只顾快马加鞭，而忽略了随时翻车的危险，结果十有八九都是欲速则不达。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是告诫世人干事不能心浮气躁，而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无数革命前辈深知其理，不做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焦裕禄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力治兰考“三害”，创下不朽功绩；谷文昌艰辛付出十四载，终使福建东山由风沙岛变为鱼米乡；廖俊波甘为“樵夫”，靠奋斗让经济发展长期全省倒数第一的政和县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

　　这些优秀共产党人心系全局，立足长远，谱写了许党报国、一心为民的伟大篇章。事实证明，真正的干才只能靠脚踏实地、实干苦干成事，靠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必然成不了事。

　　徐特立老人曾说过：“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贻害社会且灾及子孙。”党员干部就要干为党创基业、立丰碑的事，来不得些许浅薄、半点虚名。部队是要打仗的，更加容不得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如果常作无补之功，不在备战打仗上下功夫，却在制造“五多”上费思量，怎能摆正“中心工作”？倘若急于求成，不在提高官兵能力上出实招，却在推经验、造声势上耍花腔，单位建设何时才能再上新台阶？求名之心过盛必作伪，利欲之心过强多偏执，浮薄新进喜事之人难系疆场之安危。

　　“生民休戚，系于用人之当否。用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民被其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惜才之心，更要有识才之眼，不用“浅薄新进喜事之人”，真正选出那些视打仗为主业、专业和事业的军中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