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历史来路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

　　所谓精神特质，是意识、思维与一般心理状态中，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质与内容。或许有人说，强调“爱”与“百姓”“诚信”与“正义”等并不鲜见。但实际上，中华文明中的诸多精神特质，并不是抽象、孤立或暂时的价值，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沉淀与现实影响。

　　精神特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上层建筑，必然由一定的物质基础产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相互联系。据考古研究，中国的农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至少可追溯到1万年前，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至少在距今5500年前后正式建立。可以说，中国在东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的生产方式，构成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发展的基础，塑造了传统中国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处理，而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正是孕育于其中。

　　同时，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不是孤立地生发于物质生产，而是作为集中体现与突出标识，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立足世俗、追求“天道”、重视包容等特征，在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众多讨论中屡被提及。中华文明体系并非以宗教为核心，其对此岸世界和世俗性的重视包含着“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的要求。中华文明独特的天道观，本质上是对社会公德和集体伦理体系的追求，诚信、正义等正是其中的重要价值。“和而不同”“有教无类”，中华文明自古形成了罕见的包容性，大同与和合寓于其中，成为民族传承千余年的认同与追求。

　　可以说，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意识，在以千年计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发展、完善着自身。它们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形塑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形态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相对稳定性，融入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与血脉。它们作用于历史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一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指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成功。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并没有割断中国的文化血脉，而是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到决胜脱贫攻坚，从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正以“其命维新”的方式彰显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实践。

　　英国学者凯瑞·布朗在新书《欧洲人眼中的中国》里写道，“对21世纪的人们来说，了解和接触中国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刚需”。诚然，中国不自外于世界，世界也需要与中国接轨。“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不失为世界认识中国、解读中国的一把“金钥匙”。